我们来比较一下中西方传统音乐美学

导读: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音乐美学。比较两者,便于我们了解各自的特色,发现长处与短处,从而更清醒地建立新的音乐美学体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要求“雅乐”与“美政”相结合,成为“礼乐”,西方的音乐美学则与自然科学联系紧密,强调音乐的数理性;中国音乐以“虚”为芙,擅长深度表现,西方音乐则以“实”为关,擅长力度表现;中国音乐讲求乐器音色的个性,抒发自然性,西方音乐则淡化乐器音色的个性,掩饰自然性。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认识之比较音乐是以在时间中运动的有旋律、成体系的乐音表现主体的各种感受与思想想象。所有艺术中,音乐的抒情性最强烈,主观性最为突出。因而,音乐最具有不确定性,对于音乐的理解具有复杂性。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音乐本质的认识必然不尽相同。较之于现代音乐,传统音乐对于音乐本质的思考更为集中。在中国,先秦时期反映音乐本质的思想最具代表性;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探讨音乐本质的理论最突出。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多地把音乐本质与礼教系统、政治文化相联系,这些思想家大多数是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乐与礼、声与度、情与理、欲与道、德与政、善与美、古与今的关系;然而,西方思想家则更多地将音乐本质和自然科学相关联,所以不乏数学家、物理学家等自然科学家对音乐进行研究。1、中国:音乐本质与政治礼法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典范,重伦理,讲教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影响深远。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正是根植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土壤之中。在中国的音乐乐章表现中,对政治理想的寄寓,对政治诉求的表达是最重要的。儒家把音乐视为教化大众的工具,认为音乐可以规范道德、净化心灵、自省人生、完善人格,音乐的首要功能就是社会教育,所以必然服务于政治礼法,形成礼乐系统。在我国最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音乐本源的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既然发源于声音,其源泉是人的心声,是人的思想感情被外界事物的感动。这样的“物动心态”说,是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基于这样的观点,《乐记》论述了音乐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进而提出了音乐艺术的美学标准:“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意思是说,作品的思想主旨反映作者的人品道德,是首要的,而表现技艺是次要的。只有先有好的品行修养,才能完成作品的创作事业。这种判断作品成败的审美标准,到今天还普遍适用。简言之就是要求创作者“德艺双馨”。概括地说,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以“和”为中心,认为音乐是一种和谐的有规律的成篇章的“和声谐律”。中国传统音乐在内容上追求“善”,在形式上崇尚“和”,这一切都是为了“寓教于乐”,使音乐起到服务政治、教化社会的作用,将音乐变成政治礼教的载体。而音乐本身的艺术性则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音乐家也被认为是“贱工”、“艺伶”,不被器重。用今天的眼光看,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虽然强化了音乐的社会效益,却异化了音乐本身的艺术性。2、西方:音乐与自然科学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音乐的本源。因而,“数”的关系是音乐的基本法则,决定着音乐的美与和谐。这一切是他从铁匠铺的打铁声音中总结出来的。他仔细地辨听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八度三种音高,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不等导致了声音不同。这种猜想,他通过称量不同重量的铁锤获得了证实。此后,他又做了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进一步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绷紧程度相同的弦发出的,每一根弦上发出的和谐音都可表示为整数比,按照整数比递增弦长,则产生了音阶。假如以C大调的弦作为音符起点,C弦的16/15长度给出B大调,6/5长度给出A大调,4/3长度给出G大调,3/2长度给出F大调,8/5长度给出E大调,16/9长度给出D大调,2/1长度给出低音C大调。这一发现证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给音乐乐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开了以数学方法研究音乐之先河。这位数学家对于音调、节奏、旋律的论述反映了音乐的规律,推动了音乐的科学化。同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musicainstmmentalis(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在毕氏后,尼科马库斯、西塞罗和马克罗比乌斯等科学家都探讨过“天体之乐”。 在古希腊之后,这种数理学的音乐美学思想仍有延续,以至于在欧洲中世纪设置的“四艺”标准教育中,数学与音乐结合得更加密切。音乐创作苛求数学规律,而蔑视自由发挥。这符合西方人科学严谨的性格。这使得音乐这一门艺术处于数学统治之下,发展具有局限性。中西方音乐美感特征之比较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人们的审美理念自然不同,在对于音乐之美的鉴赏上标准不一。中国人强调艺术的“意境”、“境界”,着重“心性”的体现,这些都是抽象的,因而难以直观表现,曲折深奥;而西方人的艺术主题明确,有着具体的表现对象,表现起来意象丰满,充实有力,容易让人理解,给人的感受颇为强烈直接。1、中国音乐尚“虚”,擅长深度表现中国古典美学关于艺术创作的“意境”说、“境界”论,所说所论皆是抽象之意、虚无之境。这是受到中国本土道家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认为“虚实相生”,且看重“虚”,而不看重“实”。因为以“虚”可以代“实”,而以“实”不可代“虚”,且“实”难以一丝不苟地重现、尽现。因而,艺术的最高造诣不是再现实有,而是虚实统一,化实为虚,由“形下”上升为“形上”,实现对于客观世界的超脱,升华为对于主观心性的表现。这样的美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门类艺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成为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标识性特征。  2.西方音乐尚“实”,擅长力度表现与中国文化强调主观性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客观性。西方艺术追求的是,真实地再现客观之物。“真实”几乎是其终极目的。因而,西方音乐总是直接地表现某个客观对象,这个客观对象可以是自然界,也可以是人物。即便是人的内心世界,也是被当作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被客观地看待并客观地呈现的。这就使得西方音乐的思想主题明确、情感基调鲜明,能够使听众联想出一个意象,易于被理解。西方音乐是很少追求“题外之意”的,其乐思是实在的、固定的、明晰的,很少有空灵之感。并且,西方音乐的结构是“织体”结构,其纵横交织、网状扑叠,更加突出了其实体感。西方音乐基于这种实体感,擅长力度表现。如交响乐最能够表现宏大的主题、壮观的场景,如英雄史诗、革命斗争、社会变迁、自然沧桑等。中西方音乐审美取向之比较中西方人对于音乐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偏重感性,因而中国音乐的基调是浪漫的、抒情的;西方人偏重理性,因而西方音乐的基调严肃的、写实的。于是,中国音乐演奏大多数是即兴的,个性较强,且人格色彩较浓,体现出人与自然合一;西方音乐演奏则强调和谐统一,共性较强,且淡化主体意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这里,从乐器人手,来探讨中西方音乐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1、中国音乐重个性,亲自然中国乐器音色追求个性,注重各种乐器音响的穿透性与独立性。中国日常使用乐器多为竹、木、石、皮等天然材料制成,如笙、萧、笛、管、琴、瑟、筝、阮、三弦、二胡等,而编钟、锣、铃、挡、钹等金属打成的乐器只在特定场合使用,从来都不是中国音乐活动的主角。中国乐器取材自然,意味着对于材质自然属性的保留和尊重,也就造成了乐器音色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接近自然声,质感明显。中国每一种乐器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音色,很难完满地融合交织成一个绵密的“织体”。中国音乐呈现的不是“织体”,而是一条绵延绕转、迂回曲折的悠长“线体”。2、西方音乐重共性,远自然西方乐器音色追求共性,注重各种乐器音响的互渗性与交融性。西方音乐演奏时发出“器声”之“器”,本身是一种取材非自然的(锻造合金、胶合木料、标准化装配固件等)人工制造的器具。这种人造之器所发出的音色固然与任何天然材质完全不同,但又能够与任何物体产生的音响混合、融合。因此,与中国乐器音色接近自然声迥然相异,西方乐器音色是远离自然声的人造“器声”。西方在音乐审美取向上,特别追求音响的丰满厚实和立体感,喜欢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不喜欢单个乐器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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