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

原标题:《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姜潇)《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参加《西藏通史》研究编撰工作的专家学者共70余人出席会议。

《西藏通史》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全书分8卷13册850余万字,是国内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重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研讨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安七一表示,《西藏通史》自出版以来,引发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该书将西藏地方历史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下,放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既是反分裂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智力支撑,更是让世人了解真实西藏的一扇窗户。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西藏通史》。他们认为,《西藏通史》的出版,为西藏历史知识的普及、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当日还举行了“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该片作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数字化项目组成部分,集中展示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活佛转世必须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具有重要意义。

原标题:日本前国税厅长将被传唤 是否篡改成焦点

中新网3月27日电 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27日,日本众参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将实施对前国税厅长官佐川宣寿的证人传唤。

据报道,在向学校法人“森友学园”出售国有土地相关审批文件遭篡改问题上,日本财务省职员面对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的询问,表示曾任财务省理财局长的前国税厅长官佐川宣寿指示篡改这一内容。

据悉,文件篡改事件发生时,佐川宣寿担任日本财务省理财局长。在召唤中,他将被询问篡改理由及是否存在下指示之人等。

特搜部正在探讨结合传唤时的说明内容,向佐川本人进行询问。特搜部将探明理财局内部的决策过程,弄清能否立案。

2016年6月,佐川就任日本财务省理财局长,2017年2月在向森友学园出售国有土地的问题曝光后,曾进行国会答辩。同年7月就任国税厅长官。2018年3月9日,以曾担任向国会提交裁决文书当时的负责局长等为由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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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公安部:严查严管快递外卖配送员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会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月26日召开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并向快递外卖行业组织、企业发出联合倡议书,加强警社合作、警企共治,推动快递外卖行业、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交通管理,共同推动快递外卖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快递外卖行业发展迅速,全国快递企业发展到2万多家,快递日均服务用户超过2亿人次。但是,部分快递外卖企业忽视交通安全,配送员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较为普遍,扰乱城市交通秩序,导致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

为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快递暂行条例》要求,积极会同快递外卖行业组织、企业建立协作工作机制,建立信用惩戒机制,共同加强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管理。推动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优化配送考核制度,科学发单派单,合理规定配送时间。加大秩序整治力度,严查严管配送员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的,纳入失信记录,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入措施。加强源头管理,对企业新增配送电动自行车,要督促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对企业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要督促设置过渡期,逐步淘汰更换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电商物流与快递分会表示,快递外卖行业组织将认真履行行业指导监管责任,发挥好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动协同作用,做行业健康发展的引领者。推动建立企业联盟,制定配送员统一准入机制及其行为标准。健全完善行业信用制度,对快递、即时配送企业及配送员进行信用管理,对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曝光,纳入不良企业记录,并推送通报相关部门;对有多次严重交通违法、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配送员,通报全行业清退和禁入。

快递外卖企业表示,企业是交通安全的主体,应做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行者。率先使用符合标准的配送车型,加速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完善考核配送制度,科学发单派单,合理设定配送时间,避免因考核制度不合理导致配送员超速、闯红灯配送。加强内部教育管理,严格落实信用管理制度和配送员清退禁入措施。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呼吁,广大快递、外卖行业配送员要珍爱生命安全,做维护道路通行秩序的示范者,自觉遵法守规、安全文明出行;不使用超标电动自行车等非法车辆进行配送;骑行配送车辆,要佩戴头盔,不打电话、不刷微信,不分心驾驶;自觉抵制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逆行、超速、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配送车辆不乱停乱放,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

原标题:一边说坚持“一中政策”,一边大搞,美国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

自特朗普3月16日签署旨在鼓励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与台湾交流法案”不久,美台双方近期展开了一系列擦边球似的互动。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本月20日赴台湾访问,成为该法案生效后首位访台的现任美国政府官员。与此同时,据传可能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的高雄市长陈菊和台湾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邓振中,也于17、18两日造访华盛顿。

对此,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言人游诗雅表示,黄之瀚访台的行程早已排定,并不是因为法案生效所进行的安排。而陈菊、邓振中的访美行程也并没有突破禁忌,只是时间点刚好落在法案刚生效之后,和该法没有直接关系。

尽管如此,美台官员在这敏感时期的一系列互动也引起各界关注。有评论认为,这是在测试大陆的底线。但就在美国官员与台当局高调互动之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及美国对“一中政策”的立场时仍对外表示,美国仍信守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原则”。

美方这种一方面坚称信守“一中政策”,一方面通过“与台湾交流法案”保持台美官员互访的行为,表面上看令人费解。但事实上,如果了解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背后的战略逻辑,就能把握其手段的意图。

中美建交及台美“非正式关系”并行

由于历史原因,美台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中美建交前,美台还有过“共同防御条约”。虽然该条约在中美建交后被废止,但在亲台势力的游说下,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方案第二条第五款明确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表明美国没有“抛弃老朋友”。

因而,即便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始终未曾切断其与台湾的种种联系。地缘政治上,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要冲,被美国视为“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意识形态上,台湾长期被美国捧为“亚洲民主的灯塔”,视为基于“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与理念”的盟友。因而,美国国内始终存在跨党派共识,认为即使美中建交,美国也有必要保障台湾民主体制的“繁荣与稳定”,从而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于是,美国长期以来同时保持与大陆的官方外交关系及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并在两岸关系上奉行所谓“战略模糊”。这被认为能够保障美国的战略灵活度,从而最大化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在这种“两手避险”的政策考虑下,美国不乐见海峡两岸的天平明显失衡,希望一方面防止台湾过于倾向独立而成为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另一方面防止台湾完全倒向大陆而失去对美战略价值。

对“一中政策”的工具性使用

显然,在美方的战略中,与大陆的官方外交关系及与台湾的非正式连接并不矛盾,正如中美三个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长期并存那样。在这种战略思考下,美国对“一中政策”完全是一种工具性、实用主义的态度,和中方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性、价值性坚持存在本质区别。

早在1995年,有“帝国智囊团”之称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发表一篇题为《管理台湾问题——关键是更好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美国“一中政策”的逻辑。

当时,参与这篇报告的跨党派菁英们有一主流意见,即只要美方已经声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不与台湾发展正式外交关系,那么在此前提下的台美官员互访就应该被鼓励,以保障及促进美台关系。报告原文提到,美国对台美官员互访的自我设限,其唯一好处只是“再次使中国确信美国的一中立场”,但专家们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做到。

不过,由于当时美国将“整合中国”视为对华政策的优先,而中美关系也尚不成熟,因而在政策建议部分,外交关系协会认为在当时解禁台美官员互访不合时宜、风险太大。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在美中关系大局稳定,美国有办法同中国大陆解释清楚其对台立场时,再推动此事,就能将风险降至可控范围。

也许巧合,这份报告的内容极好地解释了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及其背后的逻辑:其一,美方认为其已官方声明坚持“一中政策”,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因而,不必再通过其他手段反复使中方确信这一点。那么,只要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外交关系,基于非正式关系的官员互访并不与“一中政策”冲突。于是便有一边宣称支持“一中政策”,一边通过派官员赴台的行为。

其二,中美关系相互依赖的程度已经远超从前,双方能够保持沟通渠道,美方可能评估台美互访带来的冲击在目前双边关系的承受范围之内。于是,过去风险太大的政策,似乎可以推动了。

台海局势变化及“中国威胁论”再起

国际政治说到底仍是实力的较量,台海局势也不例外,各方力量的消长必然影响各自的策略选择。而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崛起既使两岸发生实力逆转,也使中美实力对比快速接近。这种情况下,一来美方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台湾,以免天平完全倒向大陆,导致“战略模糊”无牌可打。更根本的是,中国的力量逐步逼近“权力转移理论”所谓的“均势”,这让美国危机意识提升。近来,伴随着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再度来袭,美国国内“整合”中国的战略思路逐渐被“制衡”中国的呼声质疑甚至取代。

正是基于此种战略背景,可以看到,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几个大动作,从旨在深化美台军事合作的《国防授权法案》,到最近的“与台湾交流法案”,都体现出美国对华战略思路由“整合”重新回到“制衡”,台湾作为“自由民主”的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其战略价值就被大大激活,这可能不单是美国“亲台派”的力量所致,而是美国战略的整体转向。

至于特朗普,签署这些无强制性却可视情况使用的法案,一来可以避免与国会冲突,伤及政治资本。二来又可作为与中国大陆在各项问题上谈判时灵活运用的筹码,可谓一举两得,自然不会放过。

台美地缘政治算盘

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这盘地缘政治大棋中,台湾当局的选择同样重要。以这次陈菊出访美国为例,她20日在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蔡英文知道台湾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我们有期待,但是不能依赖”,台湾也必须增加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力、“国防”自卫能力。至于特朗普日前签署“与台湾交流法案”,陈菊在受访时指出,这对海内外许多努力的台湾人是很大鼓励,也希望未来台美高层之间能有更多互动、往来、合作、平等互惠。这一立场显然与美国支持台美“非正式关系”的思路吻合。

此次陈菊的演讲,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执行理事罗瑞智、国务院台湾协调事务处处长何乐进等人皆到场。不难想象,台湾方面的许多意见可以借此传达到政府层面。

无独有偶,“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不久前才和台湾外事主管部门完成了一次项目合作,推出一份近年少见的重量级报告——《新南向政策:深化台湾的区域整合》。在报告中,“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建议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新南向政策,其中一条具体建议正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应该与其在南亚和中亚国家的对应官员协调创立一个工作小组,来思考美国能够如何支持新南向政策。”

与此同时,“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还在华盛顿总部举行了报告发布会,并邀请台湾“政务委员”、前“驻美副代表”邓振中、现任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等人参与研讨。而邓振中在那次的演讲中,多次强调台湾新南向政策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十分一致,并表示“台湾愿意且有能力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

而在最新一轮台美互访中,邓振中紧随陈菊之后访美,而随后访台的黄之翰,其职务正是主要负责协调对台关系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据台湾外事部门表示,黄之瀚此行会就台美关系未来发展,以及双方在印太区域的各项合作交换意见。一来一回,台美又在“印太战略”上悄然做起了文章。

总的来说,当前美台互动的频繁首先由于美方对“一中政策”的工具性使用和中方的原则性坚持是一组长期存在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其次,台海各方实力对比乃至全球权力格局的剧变,催生了美方对华政策的转向,也导致其“打台湾牌”的动机增强。再者,在两岸关系上一筹莫展的蔡英文当局在战略上向美国倾斜,也是台美“非正式关系”活跃的要因。

对大陆来说,坏消息是,在可见的未来台美之间的这种“非正式关系”将长期存在,成为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好消息是,大陆应对风险与挑战的底气与定力都已今非昔比。而隔海相望的台湾,真的甘心做美国的一张牌吗?

北京时间3月26日早间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专车公司Uber已经同意将东南亚业务出售给当地规模最大的竞争对手Grab。这也成为该公司在亚洲的第二次大撤退。

该交易最早将于周一宣布,这将标志着专车行业在拥有6.4亿人口的东南亚市场的第一次重大整合。此举将对和支持的印尼Go-Jek等其他东南亚专车公司构成压力。

知情人士称,作为该交易的一部分,Uber将获得合并后公司最多30%的股份。

另有知情人士表示,Uber将获得Grab 25%至30%的股权,对整个公司的估值为60亿美元,与Grab最近一轮融资的估值相同。

Uber和新加坡Grab均拒绝对此置评。

当日本软银对Uber进行投资时,外界就预计竞争激烈的亚洲专车行业将会展开整合。软银还是Uber多家竞争对手的主要投资者,包括Grab、滴滴和印度Ola。

整个亚洲的专车公司都在依靠折扣和促销吸引乘客和司机,因而对利润率构成压力。Uber可能计划在2019年IPO,该公司去年亏损45亿美元,目前正在面临本土和亚洲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欧洲市场的严厉监管。

除此之外,该公司最近一年还遭遇一系列丑闻,并导致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去年6月离职。

软银通过投资获得了Uber的两个董事会席位,他们曾经表示,希望该公司能够关注美国、欧洲、拉美和澳大利亚的增长,而不要集中精力发展缺乏盈利能力的亚洲。

Uber CEO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去年11月在纽约的会议上表示,公司的亚洲业务“短期内不会盈利”,尤其是因为Uber在那里对专车业务的大举补贴。

“该市场的经济模式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他当时说。

去年8月出任Uber CEO的科斯罗萨西一直在努力改善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以便为IPO做准备。不过,他还是在今年2月访问印度时承诺将继续积极投资东南亚市场。

现在,随着该公司退出东南亚,外界的注意力可能转向其印度业务,那里为Uber贡献了超过10%的订单,但尚未盈利。

Uber与Grab的交易跟其2016年与滴滴的交易类似,当时的价格大战最终促成滴滴收购Uber中国业务,并为后者提供了合并后公司的股份。

Grab去年7月通过滴滴、软银和其他公司融资约25亿美元,估值约为60亿美元。(书聿)